2019年2月23日星期六

未發表文章—定格在中学时

记得我高三那年的12月30号,办完留台的手续,有时间便去母校对面的银行处理一些事。爸爸忙着上班,便让我办完事一人待在学校。当时学校没人,我没事就在学校走动走动,当作是最后一次以中学生的身份这么做。
  我的母校—古晋中华第四中学不大,十分钟可以绕完校园外围。也好,以前下课都不必大老远来回教室跟食堂之间。我原本也不常去食堂的,因为我很挑食,所以妈妈都早起帮我做便当,食堂的饭菜也只是偶而吃过几次。对于学校的食堂,不如其他人来得印象深刻。倒是以前担任学长团,任务便是去食堂管制人潮动线,还有提醒上课钟响还逗留在食堂的学生回教室。我在学期间,食堂的老板换了好几位,而最深得人心的是我高三时的阿姨——食物给得大方,菜色多样化,挺合我的胃口。虽然用的是铁盘子,而且不能选菜色,给什么就吃什么,有人说像是吃牢饭。之前几任老板就不如这位阿姨好,对他们的印象只剩很硬很多粉的炸鸡块。以前当学生不甘心花那么多钱买炸鸡粉块,就自己先夹了几样菜,然后上面再铺一颗蛋挡住,看起来菜就夹得少了,老板忙起来也不会细看,就少算了饭钱。
  我们班还领养过活动中心。美其名曰活动中心(前身的确是),实际上沦为仓库。在我们班高二的时候,校方让我们领养的。所谓领养,即为活动中心装修粉刷,班上的同学找来三夹板,一班学生在周六回校敲敲打打,在破烂处钉上木板。有人弄来一台高压喷射器冲刷墙壁剥落的漆,以便好上层新漆。为了千古留名,我们在活动中心入口前方的墙写上“高二”,同时画了很多火柴人。外墙是象征各种运动项目的火柴人,有标枪、跳高、田径赛的;里面的角落处画的是代表我们班所有同学的火柴人。这间活动中心曾经被当成生活营的寝室,为此校方特地在里面嵌了几台天花板式电风扇,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变成仓库的命运。几年后被拆了——学生人数增多,食堂扩建时把前半部的活动中心打掉了。它便短了一截,但仍骄傲地当一间尽责的仓库。友人提起,说白费了当初的心血,再也没有回母校的必要了。我只觉得,又少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,毕竟那是我们全班一起努力过的证据。
  我们高三的时候换过教室,从整修后的学生宿舍换到科学室上课。好多年前是有住校生的,之后就没有了,学生宿舍变成校工的员工宿舍。校工过身后,他们全家人搬走,宿舍荒废成了另一间仓库。后来因应需求改成两班教室,而且移驾过去的都是毕业班级,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优待特权。先不说这两间教室去食堂方便,而且还有我们专属的厕所,好像是市议会帮忙盖的,就在教室旁边,只隔了一条走道和沟渠,以后去厕所就再也没有理由绕远路了。眼看天气转热,校方体恤我们毕业班,便在教室外的柱子绑上一大张的遮阳尼龙网隔热防晒,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即使教室里电扇竭力搅动空气,却还是闷热。多番上书陈情,校方心疼我们,不久后便将高三班的教室调到科学室。科学室那里十分便利,上完美术课或者吃完便当,毛笔、水彩笔、餐具都不需要跑到洗手间清洗,我们直接在科学室的水槽解决了。而且只有我们高三班处在二楼的科学室,其他班级都在三四楼,少了人来人往,周围清静。
  学校图书馆是一个我待了六年,只开放过一年的神秘所在。曾经是办公大楼,再之前是本地中国领事馆馆址,更早前是一位马来人领袖拿督巴丁宜阿邦阿迪拉的故居,自然少不了各种校园传说。初一时的同班同学年少轻狂,到图书馆二楼去玩钱仙,幸好最后大家都平安无事地回来,阿弥陀佛。图书馆二楼总是阴暗,里面放着很多古董、打字机、印刷打字用的铅字,收音机等,适合参观和探险。我甚少去图书馆借书,即使有也只是在里面翻阅,而且特别喜欢翻历届校刊,看学校资深老师年轻时的样子。身为图书馆主任的美术老师偶尔会一时兴起,带我们全班到图书馆,边吹冷气边画水彩画或写书法。有时候老师会请我们去图书馆帮忙整理书柜、打扫或为新书贴上条码然后输入资料,但我们都趁机不上课也不做事在图书馆里捉迷藏、看书。我们也常当着老师的面说:图书馆是您的白宫。平时戒备森严,很少人踏足图书馆,深怕被老师逮到,被指使去做杂役。有一阵子又闭馆数年,后来重见天日,在我毕业后变成教职员办公室。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栋楼是有名字的,叫做DARUL KURNIA,是受保护的建筑物,若要装修还得透过博物院院长的批准,现在归砂拉越华人社团慈善信托委员会保管。还有很多校友结婚都会回学校跟这栋楼拍婚纱照。之前外墙看上去还很斑驳陈旧,有一年学生家长赞助重新粉刷,现在又白又新,像假的一样。嗯......许是少了点历史感吧。
  图书馆前后方建有篮球场和空地。老实说篮球场其实很危险,就不偏不倚地设在校门前的一片地。放学后学生按耐不住好动的运动细胞,在放学的尖峰时段打球,有几次篮球击中车身,家长差点要和学生起冲突。之后校方规定,只能在放学的15分钟后,待人潮疏散才可以打球,否则将予以处分。但作用不大,学生还是照样在放学钟声响后直奔篮球场。有时办活动,篮球场充当停车场,一地多用。上体育课打篮球时,有时候球会失控,舍身撞向老师停放在篮球场两侧的车子,我相信多数学生绝不是有心的。后面的空地也和我有着一段羁绊。有一年体育课踢足球,原本要展示黄金左脚的本领,后来球没踢到反而摔了一跤,磨破了膝盖,很痛,擦药时更痛,也留了不小的疤。那片空地当然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足球场或排球场,只是一片洋灰铺的地板。有一次营火晚会在空地生火,随着夜色暗下来,营员们的情绪也渐渐高涨,兴奋地在营火旁绕圈跳营舞。结果“碰”一声,地板过热爆裂,烧过的木柴木屑飞起来掉一地。毕业后的几年,空地不见了,建了一座综合用途礼堂。每年的新春团圆饭都会邀请历届校友、退休老师跟在校师生一起在礼堂团聚,每次都办得很热闹。
  有了综合用途礼堂,旧的礼堂就转换其他用途了。旧礼堂相比之下小得多,建在教学楼的顶楼,有四间教室那么大。旧礼堂这个地方是我站上的第一个舞台。当时初一的我参加了华语即席和国语演讲比赛,参加的理由很简单,因为科任老师说:你的哥哥也有参加,所以我就参加了。隔年不小心被选为校外比赛的代表(可能没什么人可以选),往后上台的机会就更多了,待在旧礼堂的时间也更长。每次准备比赛期间都会留在旧礼堂跟教练练习,有一回忘了通知校工不要把教学楼的铁门锁上,结果我们结束练习后下楼发现铁门开不了,望去校工的住处又没人。我们只好冒险从二楼爬铁花下去。没想到去到学校出口篱笆也被上锁了,我们就只好爬篱笆出去。如果当天不是穿着校服,很可能真的会被当成小偷,对面咖啡厅的人还好几次望过来看。
  对我们班而言,旧礼堂还见证过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。当时我们的体育课被排在周会之后,但是连续几周校长跟各处主任的报告都超时,而且占用了我们班的体育时间。我们深感不满,便在一次周会前密谋“示威”——其实只是在A4纸上写下“倒数三分钟”“一分钟”“时间到”,当作提醒时间举的牌子,希望把报告时间缩短并良好的掌控时间。这件事连班导师都不知情。当天周会我们格外注意一分一秒的流逝,联课和训导主任精简的发表完,教务主任用了最多时间,最后是校长报告。眼看时间已经快到了,大家当下其实有点犹豫,要举不举,你看我、我看你的。忘了是哪个勇士举了“倒数三分钟”的牌子,结果台上的老师跟报告的校长顿时安静了,台下学生望着我们班低声私语。校长透过音响传出来的余音还在空气中飘荡,然后他一声:解散!我们如愿地得到宝贵的体育时间。可是后来全班被叫到校长室训话,他说了一句:我也知道那个牌子不是举给我看的,只是刚好我最后一个报告。听到这里我不禁噗嗤偷笑:难道校长也清楚该看的是报告最久的教务主任?校长训完话,教务主任又叫我们坐在空地接着训。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,只记得他整个人比校长还激动、还火大。现在想来,我们当时确实不应该那么不给校长面子的,让他一个人在台上难堪。
  以前在中学的时候,学校是一个每天都待了十个小时的地方,有时更长,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长,自然有很多事是在校园内发生、经历的。学校里里外外的风景,从最初的不熟悉,到后来习惯了,习惯得不会去注意这所学校的种种细节。一段日子后再回去看看,便会好奇以前这里是什么样的。往往太习惯了,所以也没有特别记住变化前的模样,只知道有些细节悄悄地被改掉了。每回放寒假我都会和朋友到学校走走,无论我早到或晚到,我都不太敢一个人进去学校。这很奇怪,明明是自己待过六年的地方,可是毕业后再回去,却有种物是人非的陌生感。想想也觉得残酷,离开校园后,几乎全部属于我们班的一切都会被汰换掉,好像不存在过一样,只在毕业生名册上留名。
  这次我回去,看着不同于我中学时期的校景,感慨这一切人事物已然不同。至少,她最美的那个时候已经在我心中定格住了。这样也就够了。

未發表文章—写作的难


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怎么写作的,印象中写作真是挺难的一件事。

本来也写日记和部落格,偶尔会投稿,从小到大作文也没少写过。当然,我相信有些事做得多做得久,不代表擅长或有能力做那些事,只是习惯而已。然而,总会有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时候。绞尽脑汁也挤不出一滴更好的文字。

十分偶然的灵光乍现,下笔时是很流畅,似不断水的圆珠笔能一直写。好吧,这个比喻或许显得不合时宜的老套,都已经在电脑上打字了,明明接触到的是那以某种逻辑排列组合的电脑键盘。或许键盘间隔分明,彼此过于生分冷漠,让我几度写不下去,两三段就卡住。没关系,那就换种方式写,用笔沙沙沙地在纸面摩擦——沙沙沙是激发创作灵感的频率,听着觉得莫名的疗愈。

结果还是没辙。作罢,那篇稿就晾着,不投了。怪就怪在,有想法却写不出好的文字。

顺利的话写得很快,这种快不是指速度,而是想法来得快,手其实很慢。老实说,我敲键盘的速度不算快,奇怪地坚持一定要输入每个汉字的完整拼音才甘心。听闻有一派人只打双音节的声母,就能找到需要的词汇,迅速得多。但我没办法,就是不想省却或舍弃韵母,我担心长此下去会前后鼻音不分。何况人生何必赶那点时间,写作要有自己的节奏和速度。酝酿需要时间,写到满意为止也需要时间。写作就变得很慢,很慢。

写得很慢,可能也是平常不太动笔或书看得少(对,四大名著都没看完)。因此一下笔就迟疑,每个字都畏畏缩缩,连标点符号都扭扭捏捏。疑似源自作者的遗传基因,字如其人嘛。这种犹豫、别扭,是因为思绪紊乱所致。要讲的很多很杂,同时要刻意技巧性丰富文章。怎奈不是信手拈来一首诗、一篇好文。本就不该想到什么写什么,不能毫无章法地写,否则文字会失去重量。

文字,还是需要经营。我习惯先被思绪诱导(不是能力,能力是有意识的),引领着去看一件事,一段对话,一个人,一篇文稿该有的架构。然而习惯的架构总是平铺直叙又松散,稍纵即逝般轻微,更没有留下余韵。总不能贸贸然地让编辑读者费时看作者的家常。哦应该说,家常的故事是好的,但也需要让人读懂,读出故事的况味。想到大家凭什么读我所写的一字一句,便不得不更严格对待笔下的文字,才对得起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人。而我其实也写不出故事,坦白说也只写生活的琐事,一些心得吧。就譬如这篇。

前阵子读到网络作家萧诒徽写:我们不只要活下来。我们要活下去。打从心里欣赏这句话,也喜欢中文的奥妙——活下来,像是历经风霜后的一口气;活下去,像一种延续。前者好不容易,后者更不容易。一字,表现了状态与心态。

这么一个字,若是我便会纠结很久,自觉没那个水平。通常会跟自己过不去,老拘泥用什么字。写的时候会质疑句子和词语根本性的对错——谁这么讲话的?这么写我以外的人看得懂吗?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斟酌着,发现原来自己不怎么会用。现阶段的我更多时候会怀疑甚至否定自己,尤其留台后更不相信自己的语感和用词。当已知的理解被挑战或矫正,每次写作就唯唯诺诺,带有疑惑、不确定。我想起梁靖芬写《水颤》一序:会必须考虑到为什么是这个字而不是另一个字,或会是这样长的句子,而不是那样短的句子......在纯粹的或天生的中文语境中长大的人,大概不会有我们这代/带人的困惑、企图,与不甘吧。他们/你们从小就这样说话,而我们不是。我想真的就是这样吧。真的要从练字开始。

练字这件事早在幼儿园入学前就开始了。尤其最初练写名字时像是在熟悉一个你根本不认得的人,却一定要学会写他的名字,仿佛很重要。家人只唤我的乳名,应该是在幼儿园被称“何金铭”久了惯了,才情愿代替那个人及那个名字过接下来的日子。本体和那个身份才终于像两个集合真正重叠、相融,从此不分开。

练字练的不只是横竖撇捺折,更要深入字的本质与涵义,譬如姓名。现在写名字不会只考虑到笔画,还要考虑“何金铭”是怎么样的字,当然取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,这是形象,是我赋予名字的意义;再譬如“我”,谁想过在蛮荒时期有手持武器宣示主权的意思?至少我没有想过“我”是那么个人主义而且野蛮的字,还以为“我”应该要更接近我的人格......

写作若真的想这么多关于字的问题,那我一篇大概要写更久更慢。

毕业后摆脱学校作文的限制:字数、文体、命题、时间。一直以来,学生都在赎回被绑票的分数。在个把小时的压力下快速产出一篇文笔动人的作文,练的是速度,参考的是压力锅高压催熟的原理;被逼着以不擅长的命题、文体作文,或许要尝试从不擅长当中找到擅长的,或至少可以知道到自己不擅长的。初中二年级时有这么一位华文老师说过:写作文不要问要写多少字,你吃饭会问要吃多少粒米饭吗?当时只笑笑觉得无厘头,现在想来也不无道理。无论写作吃饭,我想所谓分寸,就在点到为止,这样往往比较耐人寻味。

以前写作都有固定题目,而且还有得多选一,作业考试的规定下会不会都得写。当写作变得自由时,反而找不到题材。每次垂钓灵感,等到有心得,值得写成一篇文时才有动机。既然会有想动笔的时候,其他日子就更怠惰了。被动地等啊等啊,等到有话想说的那一刻,便想到写作,想起写作的功能性。想法,或心情,或话语,抽象且无形的概念,直到转化成文字以某种方式曝光,见光死似的,有些事才会渐渐冷却,然后沉淀,才算真正放下。

为了记录,也纪念那些事吧,所以才会选择写写字。有人摄影定格当下,框住现实的局部;写作于我,不也是以自己的视角,定义自认为的一面真实。用我认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字,而前提是旁人不会误解,抑或我们之间的交流奠基在误解之上。当我说“难”时,他人又是怎么听懂这个字的?而我们经验中的“难”是否也不尽相同?

这样一来,写什么怎么写,就变得很拘谨。很难。

很多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写作。是不是写作也有某种规范、规律可循?或者要把所学的种种技巧抽去,才能好好地写人、事、物?而写的时候,究竟在想些什么......

想到这里,不知不觉的,也写完一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