橘色襪子

此刻我穿著P剛送來的西褲。純黑直筒混紡面料，未拆的吊牌被馬克筆塗得看不清楚金額。品牌仍依稀可見。腰圍臀圍與前襠處都這麼的剛好；褲管長及腳踝，沒有多餘累贅的布料。這西褲竟難以置信的合身，簡直就是為我量身訂製的。

但......怎麼會這麼分寸不差的合身？一股怪異感開始蔓延。我從未和P去過服飾店訂做西褲，也不曾給她自己的腰圍腿長等尺寸，更不可能相信那是她多番打量我身型的結果。縱使每次她看我的眼神總暗示著什麼。

似乎我曾被精準地測量過，而我卻渾然不知。

巧合吧。一定是巧合。

叩叩叩。試穿好了沒，P在房門外催促。我換下西褲，穿回原本的居家短褲，帶著散不去的疑惑打開房門。P倏地轉身望著我，先是眼裡閃著期待，隨後是一臉疑惑：你怎麼把西褲換下來了，不是說好要穿給我看？

不錯啊，出乎意料的合身。我草草地把西褲摺好放在床沿，目光尋視裝西褲的紙袋，想避開與P的任何對視。

那就表示你喜歡囉，P略帶笑意地說。這句話揪住了我，我即刻有意撇清誤會似地解釋：是不是真的喜歡，還得看未來在能穿它的時候，我會不會從眾多長褲中獨獨選擇它。

「選妃啊你有夠難搞。不管怎樣，回禮我等著你送啊。」P這麼說就表示我不得不送了。我沒回話。P看起來頗得意，好似她預期的事一定會發生，而我是有義務讓這件事發生的人。

一不小心就留下一整個房間的靜默。原本想回嘴要不要臉或慢慢等之類的玩笑話，但話來到嘴邊，想到自己應該盡到最起碼的禮尚往來。再說朋友間送件西褲雖然少見，但若人家真的有那個心思準備驚喜，前幾次進來我房間的時候，難道就不會趁機偷瞄我隨意吊起來的長褲的腰圍標籤？再施加P那不常失準的目測技能和一點運氣，挑中一件異常合身的西褲不無可能。

我實在不該疑神疑鬼，辜負P的一番好意。而且，我是有必要回個同等價值或價格的東西給P的。腦中隨即浮現一本不存在於現實的春裝目錄，我快速翻閱，彷彿以為可以從中找到解答般。髮箍眉筆假睫毛唇膏指甲油除毛刀......要不送一件裙子？可P的腰圍是多少？思考的同時，眼神不由地轉移到P身上，對她從頭到腳地掃視著。P今天也是往常的打扮。過大的寬鬆白色上衣，墨綠色的吊帶裙，腳上穿著醒目的橘色襪子。

她說過的，那套穿搭色彩學理論—白色單調卻略顯張揚，需搭配一點低調內斂的東西，上明下暗或上淺下深的配色看起來比較和諧；可以在細微處加入一點小巧思，項鍊耳環手鍊襪子之類的，飾品可以複雜但不能太搶眼，適當點綴即可。

P幫我打扮過，就在上次的系上舞會前，她很堅持幫我這個忙，因為她根本不相信我的品味。那時候她比我更擔心我會在舞會上因為舞藝不佳或穿著邋遢而出糗。跳舞她幫不了忙，但外在打扮是可以速成的。她還說如果沒有女生跟我跳舞的話，她可以勉為其難地跟我跳一支舞做個樣子。

P幫我繫好領帶，她說像我這種瘦子適合小一點的半溫莎結。「原來你好好打扮也可以人模人樣的嘛。」語氣像是在肯定她自己的成果。

還好舞會那天我們都有找到各自的舞伴。

P逕自走進我房間，拉了椅子坐在書桌前，一如往常的。看了一遍書桌，把玩我的圓框眼鏡再放回原處，然後托著腮發呆。我在一旁佯裝不理會，眼神卻很不受控地關注她的一舉一動。P轉過椅子面向我，整個人往後靠在椅背上。欸這裡好無聊。低著頭，眼睛直盯著我看，像是在期待我提出更好玩的建議。或是在發出某種暗示。

那雙套著橘色襪子的腳丫子百無聊賴的。我別過頭，沒有回應，一如既往地迴避她所問的而我沒有答案的問題。

星洲日報 城人小說 備版

疙瘩

——凤啊！凤，开门啊！

吆喝声利刃似地划破晌午的安静。三姑的大嗓门一向是出了名的，每回她来的时候，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

阿凤一听到是三姑在篱笆门外叫唤，便会嘱儿子赶快去开门，她自己就先进去厨房准备茶水。

“哎哟，热死人了。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三姑随手抽了几张纸巾擦擦额头和脖子上的汗，另一只手也没闲着，反复来回给自己扇风，但终究止不住暑气所逼的汗水，豆大的汗滴争相冒出来透气。

这时的阿凤缓缓端来一碗绿豆汤，放在三姑面前的茶几。瞧著那碗里的绿豆煮得粒粒开花皮肉分离，阵阵绿豆香混杂着冰糖的甜腻，色泽浑浊不见底，略有冰镇过的微稠状，凝聚而成的水珠自碗身滑落延流至碗底，像热得出了一身汗似的。

“怎么这次的绿豆又煮到开花啦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注意火候的吗？”三姑呷了两大口的绿豆，还没咽下去就急着说话：“欸阿凤，上次你说的事，我有主意了。”嘴里还嚼着绿豆。

说的是阿凤的儿子今年过二十一岁生日，阿凤想着给儿子办一个像样的生日会。二十一岁怎么说也是成人的岁数了，该有个仪式性的成人礼，或许比照去年大伯母的小儿子那样热热闹闹的生日会吧。上馆子的话太贵了，在家里摆个几桌也不失气派。当时阿凤一有这个念头，便特地提前好几个月拜托三姑来助阵，想让她煮几道好菜招呼宾客。

“就做潮州卤鸭，怎么样？”说完，三姑瞪大眼睛望着阿凤，满心期待阿凤的回覆或赞美。谁不知道这潮州卤鸭是三姑的拿手菜，尝过的人无一不赞叹的，其他媳妇包括阿凤在内跟她要了食谱也煮不出那个味道。

阿凤点点头，嘴角只是微微上扬，嗯嗯几声又掉了下去。

“三姐啊，上次是光仔说要吃你亲手煮的菜，我才厚着脸皮麻烦你。但是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这次就不要那么幸苦好了，干脆跟翠安楼订几道菜，叫他们做好送来，在家里摆个几桌就够了。你觉得呢？”

话音刚落，三姑原本发亮的眼睛顿时黯然，片刻后语带失望地说：可是我都已经买好卤鸭的材料了，还打算做红酒面线呐。

三姑毫不掩藏的失望，触动了阿凤某根神经。她早料到自己的这番话会落得如此局面，也设想过怎么应对。阿凤的手伸了过去，轻拍三姑的手背，说道：“之前好几次都麻烦三姐你，太不好意思了。”若在旁人看来，这举动会是阿凤有意的安慰。

“哪里哪里，你们逢年过节还不都是我来帮忙做菜的，呵呵。”

每次话题说到这个，三姑的嘴角都有几分藏不住的得意。不过老实说吧，三姑确实帮衬了很多年，早就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惯例了。其他人可是抢着要三姑去帮忙的，中餐西餐甜汤都难不倒她，甚至有人说家庭聚餐吃不到三姑做的菜反而少了一味儿。

比方说，去年的圣诞节吧。去年由阿凤主导的圣诞节派对，三姑就亲自做了烤鸡带到阿凤家。尽管阿凤曾再三交代过：人来就好不用带东西。偏偏三姑带的烤鸡还香得很，外皮烤得焦中带脆，肉质鲜嫩多汁，结果大家都只顾着吃三姑带来的烤鸡。那只阿凤花了整个上午，翻遍食谱，试做好几次做出来的意式香料蜜汁烤鸡，就被冷落在长桌的一隅。由始至终就只被切过几小块，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动过了。“还是三姑做的好吃。”这句话从某人口中溜了出来钻进阿凤耳里。阿凤选择附和，并且用更多赞美词缓解蔓延的尴尬氛围。

三姑还径自跑进厨房，主动要帮阿凤的忙。阿凤当时手边做的是番茄肉酱意大利面，锅子还烧着浓汤。三姑二话不说，一把抢过来做，嘴上叨念着：你看你，还是需要我帮的嘛......阿凤无语，只好把厨房让给三姑，自己默默地退到后边去。

——欸，阿凤！

三姑的声量从不因远近而改变，一只手的距离也是近乎用喊地在说话。“今年过年你们会open house吗？我年初二、初三都有空。只是你要早点跟我讲啦，不然我来不及准备。你懂的，我大嫂也请我过去她那里帮忙。”

“再说吧，都还没想好呢。”阿凤斜眼瞥见三姑的碗里，还剩下大半碗的绿豆汤，碗身的水珠如冒汗般沁出，在桌面上印了浅浅一圈水渍。碗里的那抹碧绿，镜子般映着阿凤写着重重心事的侧脸。

我的應付

随着年龄渐长，我想我应该是个很舍得花时间与精力去完成事情的人。我不认为也不敢说自己很认真，这顶多只能算是应付而已。哎呀说来也惭愧，看到别人的用功就让我想起自己的怠惰，相较之下突显了我这几年是多么的得过且过。但（幸好？）这种自卑心理没有叫我难过太久。很快地，我又回到一如既往的混日子模式。

所谓认真，我是确实见识过的。身边有个念电影的室友，电影于他而言，不是学位，是毕生的事。这是27岁的他和我最大的不同：我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，想做什么，更不用谈那听着都觉得虚无缥缈的梦想；而室友却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电影这条路，非电影不可，很义无反顾。想象我们走在名为人生的道路上，我站在岔路中央犹豫着要往哪走的时候，他已经头也不回地朝着某个方向离去，每一步都不迟疑，还有些神气。室友那股气势不禁让我好奇，他究竟是怎么意识到要拍电影的。在我看来，与其说是他不选择其他道路，不如说是他自己阻断了每条后路，好让自己专心致志地拍电影。像一匹戴着特殊眼罩的赛马，在窄化的视野里只看到前方，看不到身边其他东西，少了诱惑恐惧与干扰，心无旁骛反而更专心。是专心，使电影于他不是件应付的事。

不专心，太贪心，我一直以来的毛病啊。大二开始修习其他学程，每修完一堂就是在为自己第N个选择铺路。路是铺了好几条，可都没铺好，走起来磕磕绊绊。常常质问自己：为什么就不能专心做好一件事？也许，太害怕自己退无可退，总想着这条大路行不通，起码还有其他羊肠小径可以钻，却通通走不到头。没把握的事太多了，就连决心要做好的“那一件事”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谈何专心？既然没有真正擅长或想做的事，那就每样都先好好地应付吧，说不定哪天会摸索出什麼来。可能就因为這樣被稀释分散的专心吧，让我在很多時候都表现得差強人意。

前陣子学期刚结束，朋友看了看我的成绩，不令我意外地說道：学霸就是不一样。这话听多了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反倒有种挖苦的意思。心里极想回一句：你不知道，那都是应付而已。交出考卷和报告的那一刻，是用功还是应付，自己心里清楚得很。但我并不是敷衍了事。通识课规定几千字的心得会洋洋洒洒地写，理论和实作课也颇认真地完成，该参考引用的文献我看了，满意度也达到了，但都仅止于应付，并非出于“真心”。因为我知道有些事必须得做，而且还不能做得太随便，至少看上去要有诚意和努力过的痕迹，成果往往还蛮有模有样的。这似乎可以被视为一项专长，但应该不能写在履历上。如果就我过去的事迹画一幅线状图，大概只能看到多个高度差不多的点形成的一条平坦的线吧——没有特别差的，也就反映不出真正拿手的。

对现阶段的自己的了解就这些啦。毕竟我这把年纪也不能再昧着良心说自己爱打球或未来想当飞机师，該是时候建立起自己的态度、某种信念或纯粹的想法了吧。尽管这可能只是暂时用以应付的说辞——为了投稿而编的心得，那是我擅长的，甚至是在应付自己毕业在即的焦虑也不一定。

也许自己应付了自己。

未發表文章—定格在中学时

记得我高三那年的12月30号，办完留台的手续，有时间便去母校对面的银行处理一些事。爸爸忙着上班，便让我办完事一人待在学校。当时学校没人，我没事就在学校走动走动，当作是最后一次以中学生的身份这么做。

  我的母校—古晋中华第四中学不大，十分钟可以绕完校园外围。也好，以前下课都不必大老远来回教室跟食堂之间。我原本也不常去食堂的，因为我很挑食，所以妈妈都早起帮我做便当，食堂的饭菜也只是偶而吃过几次。对于学校的食堂，不如其他人来得印象深刻。倒是以前担任学长团，任务便是去食堂管制人潮动线，还有提醒上课钟响还逗留在食堂的学生回教室。我在学期间，食堂的老板换了好几位，而最深得人心的是我高三时的阿姨——食物给得大方，菜色多样化，挺合我的胃口。虽然用的是铁盘子，而且不能选菜色，给什么就吃什么，有人说像是吃牢饭。之前几任老板就不如这位阿姨好，对他们的印象只剩很硬很多粉的炸鸡块。以前当学生不甘心花那么多钱买炸鸡粉块，就自己先夹了几样菜，然后上面再铺一颗蛋挡住，看起来菜就夹得少了，老板忙起来也不会细看，就少算了饭钱。

  我们班还领养过活动中心。美其名曰活动中心（前身的确是），实际上沦为仓库。在我们班高二的时候，校方让我们领养的。所谓领养，即为活动中心装修粉刷，班上的同学找来三夹板，一班学生在周六回校敲敲打打，在破烂处钉上木板。有人弄来一台高压喷射器冲刷墙壁剥落的漆，以便好上层新漆。为了千古留名，我们在活动中心入口前方的墙写上“高二”，同时画了很多火柴人。外墙是象征各种运动项目的火柴人，有标枪、跳高、田径赛的；里面的角落处画的是代表我们班所有同学的火柴人。这间活动中心曾经被当成生活营的寝室，为此校方特地在里面嵌了几台天花板式电风扇，但最终还是逃不过变成仓库的命运。几年后被拆了——学生人数增多，食堂扩建时把前半部的活动中心打掉了。它便短了一截，但仍骄傲地当一间尽责的仓库。友人提起，说白费了当初的心血，再也没有回母校的必要了。我只觉得，又少了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，毕竟那是我们全班一起努力过的证据。

  我们高三的时候换过教室，从整修后的学生宿舍换到科学室上课。好多年前是有住校生的，之后就没有了，学生宿舍变成校工的员工宿舍。校工过身后，他们全家人搬走，宿舍荒废成了另一间仓库。后来因应需求改成两班教室，而且移驾过去的都是毕业班级，像是另一种形式的优待特权。先不说这两间教室去食堂方便，而且还有我们专属的厕所，好像是市议会帮忙盖的，就在教室旁边，只隔了一条走道和沟渠，以后去厕所就再也没有理由绕远路了。眼看天气转热，校方体恤我们毕业班，便在教室外的柱子绑上一大张的遮阳尼龙网隔热防晒，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即使教室里电扇竭力搅动空气，却还是闷热。多番上书陈情，校方心疼我们，不久后便将高三班的教室调到科学室。科学室那里十分便利，上完美术课或者吃完便当，毛笔、水彩笔、餐具都不需要跑到洗手间清洗，我们直接在科学室的水槽解决了。而且只有我们高三班处在二楼的科学室，其他班级都在三四楼，少了人来人往，周围清静。

  学校图书馆是一个我待了六年，只开放过一年的神秘所在。曾经是办公大楼，再之前是本地中国领事馆馆址，更早前是一位马来人领袖拿督巴丁宜阿邦阿迪拉的故居，自然少不了各种校园传说。初一时的同班同学年少轻狂，到图书馆二楼去玩钱仙，幸好最后大家都平安无事地回来，阿弥陀佛。图书馆二楼总是阴暗，里面放着很多古董、打字机、印刷打字用的铅字，收音机等，适合参观和探险。我甚少去图书馆借书，即使有也只是在里面翻阅，而且特别喜欢翻历届校刊，看学校资深老师年轻时的样子。身为图书馆主任的美术老师偶尔会一时兴起，带我们全班到图书馆，边吹冷气边画水彩画或写书法。有时候老师会请我们去图书馆帮忙整理书柜、打扫或为新书贴上条码然后输入资料，但我们都趁机不上课也不做事在图书馆里捉迷藏、看书。我们也常当着老师的面说：图书馆是您的白宫。平时戒备森严，很少人踏足图书馆，深怕被老师逮到，被指使去做杂役。有一阵子又闭馆数年，后来重见天日，在我毕业后变成教职员办公室。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栋楼是有名字的，叫做DARUL KURNIA，是受保护的建筑物，若要装修还得透过博物院院长的批准，现在归砂拉越华人社团慈善信托委员会保管。还有很多校友结婚都会回学校跟这栋楼拍婚纱照。之前外墙看上去还很斑驳陈旧，有一年学生家长赞助重新粉刷，现在又白又新，像假的一样。嗯......许是少了点历史感吧。

  图书馆前后方建有篮球场和空地。老实说篮球场其实很危险，就不偏不倚地设在校门前的一片地。放学后学生按耐不住好动的运动细胞，在放学的尖峰时段打球，有几次篮球击中车身，家长差点要和学生起冲突。之后校方规定，只能在放学的15分钟后，待人潮疏散才可以打球，否则将予以处分。但作用不大，学生还是照样在放学钟声响后直奔篮球场。有时办活动，篮球场充当停车场，一地多用。上体育课打篮球时，有时候球会失控，舍身撞向老师停放在篮球场两侧的车子，我相信多数学生绝不是有心的。后面的空地也和我有着一段羁绊。有一年体育课踢足球，原本要展示黄金左脚的本领，后来球没踢到反而摔了一跤，磨破了膝盖，很痛，擦药时更痛，也留了不小的疤。那片空地当然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足球场或排球场，只是一片洋灰铺的地板。有一次营火晚会在空地生火，随着夜色暗下来，营员们的情绪也渐渐高涨，兴奋地在营火旁绕圈跳营舞。结果“碰”一声，地板过热爆裂，烧过的木柴木屑飞起来掉一地。毕业后的几年，空地不见了，建了一座综合用途礼堂。每年的新春团圆饭都会邀请历届校友、退休老师跟在校师生一起在礼堂团聚，每次都办得很热闹。

  有了综合用途礼堂，旧的礼堂就转换其他用途了。旧礼堂相比之下小得多，建在教学楼的顶楼，有四间教室那么大。旧礼堂这个地方是我站上的第一个舞台。当时初一的我参加了华语即席和国语演讲比赛，参加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科任老师说：你的哥哥也有参加，所以我就参加了。隔年不小心被选为校外比赛的代表（可能没什么人可以选），往后上台的机会就更多了，待在旧礼堂的时间也更长。每次准备比赛期间都会留在旧礼堂跟教练练习，有一回忘了通知校工不要把教学楼的铁门锁上，结果我们结束练习后下楼发现铁门开不了，望去校工的住处又没人。我们只好冒险从二楼爬铁花下去。没想到去到学校出口篱笆也被上锁了，我们就只好爬篱笆出去。如果当天不是穿着校服，很可能真的会被当成小偷，对面咖啡厅的人还好几次望过来看。

  对我们班而言，旧礼堂还见证过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。当时我们的体育课被排在周会之后，但是连续几周校长跟各处主任的报告都超时，而且占用了我们班的体育时间。我们深感不满，便在一次周会前密谋“示威”——其实只是在A4纸上写下“倒数三分钟”“一分钟”“时间到”，当作提醒时间举的牌子，希望把报告时间缩短并良好的掌控时间。这件事连班导师都不知情。当天周会我们格外注意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联课和训导主任精简的发表完，教务主任用了最多时间，最后是校长报告。眼看时间已经快到了，大家当下其实有点犹豫，要举不举，你看我、我看你的。忘了是哪个勇士举了“倒数三分钟”的牌子，结果台上的老师跟报告的校长顿时安静了，台下学生望着我们班低声私语。校长透过音响传出来的余音还在空气中飘荡，然后他一声：解散！我们如愿地得到宝贵的体育时间。可是后来全班被叫到校长室训话，他说了一句：我也知道那个牌子不是举给我看的，只是刚好我最后一个报告。听到这里我不禁噗嗤偷笑：难道校长也清楚该看的是报告最久的教务主任？校长训完话，教务主任又叫我们坐在空地接着训。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整个人比校长还激动、还火大。现在想来，我们当时确实不应该那么不给校长面子的，让他一个人在台上难堪。

  以前在中学的时候，学校是一个每天都待了十个小时的地方，有时更长，比待在家里的时间还长，自然有很多事是在校园内发生、经历的。学校里里外外的风景，从最初的不熟悉，到后来习惯了，习惯得不会去注意这所学校的种种细节。一段日子后再回去看看，便会好奇以前这里是什么样的。往往太习惯了，所以也没有特别记住变化前的模样，只知道有些细节悄悄地被改掉了。每回放寒假我都会和朋友到学校走走，无论我早到或晚到，我都不太敢一个人进去学校。这很奇怪，明明是自己待过六年的地方，可是毕业后再回去，却有种物是人非的陌生感。想想也觉得残酷，离开校园后，几乎全部属于我们班的一切都会被汰换掉，好像不存在过一样，只在毕业生名册上留名。

  这次我回去，看着不同于我中学时期的校景，感慨这一切人事物已然不同。至少，她最美的那个时候已经在我心中定格住了。这样也就够了。

未發表文章—写作的难

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怎么写作的，印象中写作真是挺难的一件事。

本来也写日记和部落格，偶尔会投稿，从小到大作文也没少写过。当然，我相信有些事做得多做得久，不代表擅长或有能力做那些事，只是习惯而已。然而，总会有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时候。绞尽脑汁也挤不出一滴更好的文字。

十分偶然的灵光乍现，下笔时是很流畅，似不断水的圆珠笔能一直写。好吧，这个比喻或许显得不合时宜的老套，都已经在电脑上打字了，明明接触到的是那以某种逻辑排列组合的电脑键盘。或许键盘间隔分明，彼此过于生分冷漠，让我几度写不下去，两三段就卡住。没关系，那就换种方式写，用笔沙沙沙地在纸面摩擦——沙沙沙是激发创作灵感的频率，听着觉得莫名的疗愈。

结果还是没辙。作罢，那篇稿就晾着，不投了。怪就怪在，有想法却写不出好的文字。

顺利的话写得很快，这种快不是指速度，而是想法来得快，手其实很慢。老实说，我敲键盘的速度不算快，奇怪地坚持一定要输入每个汉字的完整拼音才甘心。听闻有一派人只打双音节的声母，就能找到需要的词汇，迅速得多。但我没办法，就是不想省却或舍弃韵母，我担心长此下去会前后鼻音不分。何况人生何必赶那点时间，写作要有自己的节奏和速度。酝酿需要时间，写到满意为止也需要时间。写作就变得很慢，很慢。

写得很慢，可能也是平常不太动笔或书看得少（对，四大名著都没看完）。因此一下笔就迟疑，每个字都畏畏缩缩，连标点符号都扭扭捏捏。疑似源自作者的遗传基因，字如其人嘛。这种犹豫、别扭，是因为思绪紊乱所致。要讲的很多很杂，同时要刻意技巧性丰富文章。怎奈不是信手拈来一首诗、一篇好文。本就不该想到什么写什么，不能毫无章法地写，否则文字会失去重量。

文字，还是需要经营。我习惯先被思绪诱导（不是能力，能力是有意识的），引领着去看一件事，一段对话，一个人，一篇文稿该有的架构。然而习惯的架构总是平铺直叙又松散，稍纵即逝般轻微，更没有留下余韵。总不能贸贸然地让编辑读者费时看作者的家常。哦应该说，家常的故事是好的，但也需要让人读懂，读出故事的况味。想到大家凭什么读我所写的一字一句，便不得不更严格对待笔下的文字，才对得起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人。而我其实也写不出故事，坦白说也只写生活的琐事，一些心得吧。就譬如这篇。

前阵子读到网络作家萧诒徽写：我们不只要活下来。我们要活下去。打从心里欣赏这句话，也喜欢中文的奥妙——活下来，像是历经风霜后的一口气；活下去，像一种延续。前者好不容易，后者更不容易。一字，表现了状态与心态。

这么一个字，若是我便会纠结很久，自觉没那个水平。通常会跟自己过不去，老拘泥用什么字。写的时候会质疑句子和词语根本性的对错——谁这么讲话的？这么写我以外的人看得懂吗？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斟酌着，发现原来自己不怎么会用。现阶段的我更多时候会怀疑甚至否定自己，尤其留台后更不相信自己的语感和用词。当已知的理解被挑战或矫正，每次写作就唯唯诺诺，带有疑惑、不确定。我想起梁靖芬写《水颤》一序：会必须考虑到为什么是这个字而不是另一个字，或会是这样长的句子，而不是那样短的句子......在纯粹的或天生的中文语境中长大的人，大概不会有我们这代/带人的困惑、企图，与不甘吧。他们/你们从小就这样说话，而我们不是。我想真的就是这样吧。真的要从练字开始。

练字这件事早在幼儿园入学前就开始了。尤其最初练写名字时像是在熟悉一个你根本不认得的人，却一定要学会写他的名字，仿佛很重要。家人只唤我的乳名，应该是在幼儿园被称“何金铭”久了惯了，才情愿代替那个人及那个名字过接下来的日子。本体和那个身份才终于像两个集合真正重叠、相融，从此不分开。

练字练的不只是横竖撇捺折，更要深入字的本质与涵义，譬如姓名。现在写名字不会只考虑到笔画，还要考虑“何金铭”是怎么样的字，当然取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是形象，是我赋予名字的意义；再譬如“我”，谁想过在蛮荒时期有手持武器宣示主权的意思？至少我没有想过“我”是那么个人主义而且野蛮的字，还以为“我”应该要更接近我的人格......

写作若真的想这么多关于字的问题，那我一篇大概要写更久更慢。

毕业后摆脱学校作文的限制：字数、文体、命题、时间。一直以来，学生都在赎回被绑票的分数。在个把小时的压力下快速产出一篇文笔动人的作文，练的是速度，参考的是压力锅高压催熟的原理；被逼着以不擅长的命题、文体作文，或许要尝试从不擅长当中找到擅长的，或至少可以知道到自己不擅长的。初中二年级时有这么一位华文老师说过：写作文不要问要写多少字，你吃饭会问要吃多少粒米饭吗？当时只笑笑觉得无厘头，现在想来也不无道理。无论写作吃饭，我想所谓分寸，就在点到为止，这样往往比较耐人寻味。

以前写作都有固定题目，而且还有得多选一，作业考试的规定下会不会都得写。当写作变得自由时，反而找不到题材。每次垂钓灵感，等到有心得，值得写成一篇文时才有动机。既然会有想动笔的时候，其他日子就更怠惰了。被动地等啊等啊，等到有话想说的那一刻，便想到写作，想起写作的功能性。想法，或心情，或话语，抽象且无形的概念，直到转化成文字以某种方式曝光，见光死似的，有些事才会渐渐冷却，然后沉淀，才算真正放下。

为了记录，也纪念那些事吧，所以才会选择写写字。有人摄影定格当下，框住现实的局部；写作于我，不也是以自己的视角，定义自认为的一面真实。用我认为具有特定意义的字，而前提是旁人不会误解，抑或我们之间的交流奠基在误解之上。当我说“难”时，他人又是怎么听懂这个字的？而我们经验中的“难”是否也不尽相同？

这样一来，写什么怎么写，就变得很拘谨。很难。

很多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写作。是不是写作也有某种规范、规律可循？或者要把所学的种种技巧抽去，才能好好地写人、事、物？而写的时候，究竟在想些什么......

想到这里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写完一篇了。